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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近年末，大家纷纷一边厢回顾总结过去，一边厢畅想规划未来，好不热闹。文娱界也很熙攘，刚被讨论“演技”的节目刷屏过后，最近又很意外地被这样一档“综艺节目”刷屏了：

　　从2016年的《我在故宫修文物》到今年的《国家宝藏》，还有一次次的“故宫跑”，这些从前似乎“遥不可及”的文物却一次次地引爆热点，离人们越来越近。面对老祖宗为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去了解它们并努力传承下去。

　　世界各国的博物馆几乎都是金子塔型的产品结构，就是它真正经常能够展出的珍贵文物所占的比例并不太大。而故宫博物院不是“金字塔”，我们是“倒金字塔”，93.2%是珍贵文物。

　　人们说你们有53000幅绘画、75000件书法、28000件帖子。按照你们现在的展览速度，要913年才能展一遍，可我们都活不到913年。

　　如果故宫博物院70%的范围都立了一个牌子，写着：“观众免进，非开放区”；如果我们99%的藏品都存放在库房里，人们却看不到，你就不能说：你是一个优秀的博物馆。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要走出红墙，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

　　文物只是历史上的某个时间节点留下的痕迹，用文物打开那段历史才是最重要的。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国宝可能只是尘封在博物馆里的文物，只在游览时隔着冷冰冰的玻璃得以一见。而我们需要让这些文物“落地”，把其历经的岁月变迁都呈现在我们面前。

　　《千里江山图》在整个青绿山水画史上，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比《清明上河图》还长，堪称宋朝版《航拍中国》，是建国以来第一次以全卷展开的形式展出。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一幅中国画卷伴着水墨和现代舞翩翩展开，将古老灿烂的中华艺术文化，向全世界徐徐道来。而这幅恢弘大气的国画长卷，正是《千里江山图》。

　　当年，王希孟画这幅画时只有18岁。有人说，多一岁，少一岁都不行。因为只有在这个有精力，有抱负的年纪，才能画出如此繁琐而又精密的画作。

　　有人质疑，年纪轻轻，没有身份，没有地位的画院小学徒，真的有能力完成如此巨制吗？12米的长卷，大量的石绿石青颜料，这些都是哪里来的呢？

　　了解《千里江山图》的人，多少都耳闻过王希孟的生死之谜。有人说他是因为在《千里江山图》上倾注了所有精力，画作完成后就去世了，也有人说王希孟在《千里江山图》作完后，又上呈了一幅体现当时社会底层人民生活破败不堪的长卷《千里饿殍图》，因而惹怒了宋徽宗，便将其赐死。这些传闻无从考究，那么王希孟在呈上了《千里江山图》后，到底去哪儿了呢？

　　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只有亲眼近距离看到的人，才能够感受到它的伟大之处。我们今天有幸能够站在原作面前去欣赏它，但在古代，这幅画作的命运和他的作者王希孟竟也有些类似，在史料记载中没有被过多地着墨，也一直都不曾展现在世人的面前。据单霁翔透露，就在前不久故宫博物院展出《千里江山图》的最后一天，晚上十一点多还有很多参观者伫立在寒风中排队等待看到庐山真面目。

　　如果把《千里江山图》切割成无数个局部，每个局部都可以是一幅画。而这一点，可谓是独一无二，隋唐五代，包括北宋的大家，找不出一幅画，能够像《千里江山图》一样，收纳这么多自成格局的景别。而且每一个景别，都有如此多详确动人的细节。作为青绿山水画作丰碑的《千里江山图》，无疑对后世也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也许大家都没有想到，一幅画、座瓶并不只是展现在大家面前那么简单，它们不仅有属于自己的“前世今生”，更揭开了制作这些作品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文化和手艺。

　　就拿乾隆年间烧制的一件86厘米高的文物——各色釉彩大瓷瓶来讲，整个瓷瓶共运用了珐琅彩、松石地粉彩、仿哥釉、金釉、青花、松石釉、窑变釉、斗彩、冬青釉暗刻、祭兰描金、开光绘粉彩、仿官釉、绿釉、珊瑚红釉、仿汝釉、紫金釉等15种施釉方法，这么多的工艺在烧制过程中对温度控制的要求也是非常的严格，过高或者是过低的温度都会使颜色变浅或者变深，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腹部绘有12种图案，包括太平有象、三阳开泰、吉庆有余、丹凤朝阳、仙山琼阁、博古九鼎、如意、蟠螭、灵芝、花卉，每一幅都汇聚了画师们的精心之作，不得不说这种制作手法在当时成品率仅有0.23%的情况下烧制出来的瓷器是绝无仅有的，它可以说是历代瓷器之集大成于一身了，堪称中国陶瓷史上之最是当之无愧。

　　这件大瓷瓶有一个准确而响亮的名字，大家都管它叫“瓷母”，这是什么原因呢？一说起瓷器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瓷都”景德镇的瓷器，它在古代是专门给皇家烧制瓷器的御窑，唐英以内务府员外郎职到景德镇督办官窑30年，至1756年去世，开创了中国陶瓷史上瓷器施釉技法，瓷器技法之母，可称为瓷母，景德镇烧制的瓷器驰名中外。

　　相对于历史剧的演绎，文物的今生故事更加值得关注，每一位民间守护人都跟国宝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面看似不起眼的“石鼓”，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组石刻文字，隐藏着中华文字的千年奥秘，几经战乱流传至今，却依然没有被破译……

　　讲述石鼓今生故事的梁金生，是原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处主任梁金生。其祖父和父亲都参与了古物的南迁，包括自己在内的五个兄弟姐妹都是在十六年的南迁途中出生的。

　　梁家三代都在守护故宫文物，梁金生一直传承着父辈的责任，耗费七年清点核对了故宫的186万余件文物，在他看来，清点文物是在跟已经流失的时间对话。

　　和国宝打交道的不只是博物馆里的专业人员，还有更多的民间守护者，用心守护文物致力于文化传承，立足于国宝之上，超脱于物质之外。文物带给人的疏离感，其实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们对其的态度。

　　中央美术学院的老师冯海涛，潜心研究《千里江山图》的创作过程，并成功还原；非遗传承人仇庆年为了寻找最佳的矿石，亲自去深山开采。

　　单就一幅《千里江山图》，画作完成从打底到上色经历的五层创作，每种颜料的来源，从矿石到粉末再到颜料的复杂操作工序……当仇庆年把那些提取各种珍贵颜料的宝石一一摆放到桌面的时候，不能不为中国文物背后匠人的默默守护而感动和震撼。

　　国家宝藏不只是文物本身，还有其背后的历史，以及现在的这些守护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文物可以在博物馆里保存百年千年都完好无损，而这些传承人的技艺却有可能不复存在。文物背后的匠人，那份独有的手艺，更需要被守护半岛体育平台。

　　石鼓、《千里江山图》和各种釉彩大屏，分别从文化、艺术与物质的角度展示了中华文明的巅峰；南迁文物的家族守护者、非遗传承人和博物馆基层工作者，也展示了传承、坚守和信仰。

　　其实不仅是这几样文物，中国文物宝藏博大精深，如今更有许许多多志愿者在守护和宣扬着这些瑰宝珍器，国宝文物和文化历史越来越吸引人们的目光。但这些国宝背后，其实还有更深的文化内涵和传奇故事，学者们不辍追寻半岛体育、研究和传播着，他们也是另一种“守护人”。